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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广东佛山市三水医药公司副经理,药师。广州中山大学校友.bantroi. 中越友谊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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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上海唐拾义药厂的内迁及桂林制药厂的建立  

2017-05-09 19:06:54|  分类: 唐拾义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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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厂唐拾义药厂(二)

  上海唐拾义药厂的内迁及桂林制药厂的建立

                                     潘纯正

我们已经分别介绍了桂林市制药厂和唐拾义制药厂的发展史,这是必须交待的故事。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上海唐拾义药厂的内迁和与桂林市制药厂的合并呢?事情经过了三十多年的今天,答案已显得十分简单了,这就是:计划经济。这是一种“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由国家按照统一计划来管理的国民经济。”在这种体制下,“全国一盘棋,全凭一人下”,企业只不过是棋盘上的一只子,“摆到哪,落到哪”,只要“需要”,党中央一声令下,就得全力以赴。当然为什么不早不晚会发生在1960年?这还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只要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就不难理解了。

1960年,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改造已经完成,并得到巩固;反右斗争刚刚

结束;“三面红旗”正方兴未艾,又处在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暂时困难的前夜(人们不可能预料此后发生的事情,否则就不可能成行了。)因此可以说也是“天时、地利、人和”之必然。上海是全国的工业基地,理所当然肩负着支援全国的不可推卸的重任。 据传当时上海被决定内迁的企业有108家之多,仅广西就有16家,即桂林、南宁、柳州、梧州各四家。唐拾义制药厂是其中之一,由此一说,也许大家就不觉得难以理解了。

上海唐拾义药厂为什么落户桂林以及怎样整厂大迁徒的呢?下面就让我来慢慢细说。

话说,决定内迁桂林的共有四厂。至195910月,其中三厂已经确定,

即现在的桂林锁厂、桂林金星皮件厂、桂林纸盒厂(该厂原为玩具厂),唯独上海唐拾义制药厂尚未确定,因此几次全区医药工业会议,议而不决。一九五九年十月,桂林市制药厂副厂长曾新与秘书朱玉龙出席全区医药工业会议。曾新副厂长代表桂林市制药厂表示热烈欢迎唐拾义制药厂迁来桂林与桂林市制药厂合并。曾新不愧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他在会上提出了以下几条理由:

1、桂林市风景优美,又是一个山水甲天下的文化古城,人杰地灵出过不少状元,如果唐拾义制药厂和桂林市制药厂合并,一定会给桂林增添新的光彩。

2、桂林市制药厂自一九五九年三月与细菌肥料厂合并后,占地面积已达62900平方米( 即今厂区占地面积),厂房有五处空着,特别是一座大草棚未用,完全可以改造成生产片、丸剂车间。这样做不但可以节约大量的资金,而且可以在迁厂后立即投入生产,为国家作出贡献。

3、桂林市制药厂和细菌肥料厂合并后,有大量的劳动力没有用上,如果再和唐拾义制药厂合并,就不需要增添劳动力。

4、桂林市制药厂有大专以上工程技术人员十人,中专技术人员十几人,如果和唐拾义制药厂合并后,技术力量将更加雄厚,为广西医药工业必然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后来的事实证明曾新的讲话是完全正确的,特别是第4点,尽管这些大中专生当时刚刚毕业,还比不上当时的上海厂,但由于上海的技术主要掌握在作为医药专家的老板和少数技术人员手中,后继乏人。后两厂合并技术力量很快结合并发挥作用,使桂林制药厂对新药的研制和合成在广西医药办直到今天仍具有影响力。听了曾新的讲话,大会经过了充分讨论,得到了与会代表和自治区化工局领导的赞同,认为上海唐拾义制药厂迁到桂林,不但可以节约迁厂投

资和建厂费用,而且还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从而也否定了单独设厂的方案。

大会后,自治区有关部门又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自治区化工部正式决定,将上海唐拾义制药厂迁到桂林与桂林市制药厂合并。

上海唐拾义制药厂内迁桂林与桂林市制药厂合并这一决定确定后,中共桂林市委和桂林市人民政府非常重视,作了具体部署,并决定拨款新建五栋职工宿舍,以迎接上海来的职工和家属,并要求桂林市制药厂尽快腾空厂房和平整土地做好接待准备工作,要热情对待上海来的同志。

桂林市制药厂的领导和职工坚决执行市委和市政府的要求,在桂林市制药厂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建和接待准备工作。当时的桂林市制药厂可以用4个“刚刚”来描述,即:刚刚迁址(由龙珠路迁到龙船坪,19589);刚刚建厂(195812);刚刚兼并细菌肥料厂和桂林市糖厂筹备处(19593);刚刚新建了厂房(170多平方米)和职工食堂。因此,人新、厂新、地新。厂房附近的环境不但仍然高低不平、坑坑洼洼, 而且还有数十座坟墓没有迁出。(龙船坪曾是一块墓葬的风水宝地,墓葬大都有墓道和墓室,十分讲究。直到70年代,全民动员大搞“广积粮,深挖洞”时期,作者本人就与几位同志发现过一条长十几米,用青砖砌成宽约一米,还未挖到尽头的墓道,即原包装材料库底下,可见要清除这些墓葬并不容易。)为了节约资金,当时只好大搞群众运动, 在大放“卫星”的口号下,提出了“电灯底下当白天”的口号,发动全厂职工日

日夜夜地干,少则每天16个小时,多则干24小时。据说连星期天也不休息,不少女同志还背着小孩参加。如果星期天不搞义务劳动,反要出通知,发布“好消息”。经过数不清的日日夜夜,终于把原来办公室面前一座高达三米多的土坡也搬走了,厂房也粉刷油漆一新,为迎接上海厂的搬迁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与此同时,为接待上海职工居住的职工宿舍和其它生活设施,如托儿所、卫生所等也在紧张进行。当时桂林市还没有三层以上职工宿舍的模式,市里还派专人到武汉去要了图纸——一种没有厕所、厨房的职工宿舍,但它是与当时的形势相适应的。市里决定兴建五栋三层楼职工宿舍,总面积7200平方米,投资34.8万元, 用100天时间建成。为此,桂林市人民政府和中共桂林市委还发动组织了桂林市饮料厂、桂林市玻璃厂、毛巾厂等兄弟工厂的职工来这里参加义务劳动,轮流为兴建大楼平整土地。桂林市建筑公司也保证要在百日之内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而日夜施工。据作者高中时的同学后来说,他们每个人都来这里劳动过,他们打着赤脚,顶着严寒,帮助打砖和挑瓦。一个同学还摸着脚上的伤疤说,“这就是在挑砖时被划破的”,使我感动万分。经过艰苦的努力,大楼和托儿所等终于建成了。最后一栋建成的日期是1960年8月1日,这是当时桂林市最好、最高的职工宿舍,接着又新建了托儿所等设施,充分说明了桂林市人民对迁厂职工的情谊和桂林市制药厂职工的关怀。

为争取和迎接上海市唐拾义药厂,桂林市制药厂和桂林市乃至整个广西搞得沸沸扬扬、轰轰烈烈。但是作为主角的上海唐拾义制药厂及其职工还被蒙在鼓里呢!直到1960年3月中旬,中共上海市黄浦区委员会工业党组才召集上海唐拾义制药厂的党支部书记陈辅渠、副书记李菊妹和厂长纪少华到总部开会,宣布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上海市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共16个工厂,要求四月上旬告诉群众,五月迁厂成行,并做到:整厂大迁徒,即除了不动产(指厂房),人员、设备、技术、产品都必须全部到位!一个多么艰巨而又不可抗拒的命令!回到厂里,党支部成员自己脑里也是一片空白,毫无思想准备,不知所措。他们还立即召开了党支部会议。会上传达了上级的决定,一时大家语塞。但他们毕竟是共产党员,深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一句誓言的份量,大家就对准备工作的步骤进行了讨论。会议再次强调保密,“不能泄漏给

群众”。一切准备工作都在秘密中进行,外松内紧,表面平静,心中却充满波涛。开支委会全部放在晚上进行,每天晚上都要研究到半夜1—2点钟才回家,而白天还得“精神饱满”地工作。经研究决定成立三个组进行内迁工作:一是群众思想工作组,由李菊妹、周叔贤、毛珍男三同志负责;二是物资运输工作组,由王忠根负责抓,具体工作由徐瑞和、陈金兴、郑孝生等同志进行。物资运输包括厂内机器设备和家属的家俱打包等内容。此项工作十分繁忙,因为不说机器设备大小一百多台件,办公用具百多件,还要到一百多户职工家里去打家俱的包,其工作量之多难以想象,所以该组在实施后人员不断增多;三是家属随迁工作组,由严志祥负责抓,具体工作由鲁尧钿、劳启然等同志来进行。全面迁厂工作由厂长纪少华同志负责抓(以上这些同志现已全退休了)。一切在紧张中进行,特别是迁厂工作全面铺开后,支委和党员及党的积极分子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一九六○年四月七日,上海唐拾义药厂召集全厂职工召开了“迁厂动员大会”。中共上海市黄埔区区委副书记、上海医药工业公司经理、广西驻沪办事处主任、桂林市轻化工业局局长、桂林市制药厂厂长等来宾参加了大会。上海医药工业公司施经理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将上海唐拾义药厂迁往广西桂林市,支援广西工业建设的决定。上海唐拾义药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纪少华在会上作了动员,他向职工介绍了参观桂林的情况。说桂林今后要建成为一个东方的日内瓦,是个美丽的城市,大有发展前途,我们工人阶级身负建设祖国的重任,支援广西建设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会上还要求做到“五到”,即:“人到、心到、户口到、家属到、机器设备到”。接着广西轻工业厅副厅长兼驻沪办事处主任熊和清在大会上代表广西对上海唐拾义药厂及其全体职工和家属内迁桂林表示最热忱的欢迎和由衷的感谢。熊厅长还在大会上绘声绘色的向职工们介绍了桂林的名胜古迹和甲天下的人间美景。听了纪厂长和熊厅长的讲话,职工们情绪激动。接着又有几个职工代表上台发言,表示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到内地去支援建设……。

 值得指出的是这次动员大会以及此后的动员中,都没有如实地向职工们讲清国家的实际情况,当时国家正陷于绝境,也没有向大家说明桂林的实际情况,大概是为了尽可能让职工都做到“五到”,以至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为以后的工作埋下了隐患。笔者清楚地记得,那天听了报告后父亲回家向我们讲述迁厂桂林的那种激动心情。那年父亲已经五十岁了,他一生坎坷,解放前一直没有固定工作,解放后靠失业救济才勉强维持一家八口的生活并最后获得工作,他不愿失掉这个好不容易挣来的工作, 我作为热血青年当然支持父亲(实际上也是党的要求) 全家迁到桂林,而不顾自己正面邻中考。但家中确有困难,母亲不得不考虑到我和弟弟的残疾(二弟因病而双目失明正在盲童学校求学),为此忧心如焚……。

群众的思想工作是整个迁厂的主要难点。要把全厂职工从繁华的大城市迁到一个尚待开发的小城市去,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就在当时政治气氛很浓的条件下也是十分艰巨的。几天来职工议论纷纷、情绪波动。为此党支部彻夜开会,并分头到各个车间、小组解答和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接着,首先是党支部委员和党员写决心书,然后群众也纷纷写了决心书和保证书。群众看党员,党员看支委,支委看书记,能否“五到”关键在领导。那么领导是怎么想怎么办的呢?下面我摘录一段原党支部副书记李菊妹同志的话以此佐证:“在讨论中不少同志,特别是单身女同志老问我,是否全家随迁桂林,她们要看我的行动,我不全家迁去桂桂,她们也是单身来桂林, 这对我的压力很大。因我爱人(赵学熙,后曾任桂林市计委主任)在黄埔区的学校担任领导工作, 他有自己的事业,完全不必要跟来桂林。这样父母及子女也都不用来,自己退休后就可以回上海,在上海有一个完整的家,有舒适的住房,可以在大城市住一辈子,而小孩今后也可以常住上海了……但群众都在盯着我,要看我的行动。我是一个共产党的支部副书记,我不能拖迁厂工作的后腿。于是我做好家属工作,决定全家来桂林。”李菊妹同志的这种心态和行动,充分体现了在那个时代党的领导

和干部常常要比别人作出更大的牺牲,她放下了包袱,轻装上阵,就分头到车间和小组去表态,从而消除了一些女同志的顾虑,纷纷决定全家迁去桂林。曹小燕、罗锡玲、梁月琴等女同志她们的爱人都在区委机关工作也都作出了全家迁桂的决定。

如果说职工的动员工作难做,那么职工家属的思想工作就更难做了,加上这时有一批曾在50年代由上海去青海、兰州、江西等地支援的建设者由于受不了当地的艰苦生活而倒流上海,对他们影响至深。一想到要到那么远的广西去,听说还有瘴疠飘动,人一碰到就会中邪,就感到害怕。……怎么办呢?当然还是靠党的政治优势,做思想工作!“要有耐心,他()们发脾气,你要笑脸相迎,一次、二次做不通就继续做,直到做通为止。”一位领导后来这样说,“这就是当时唐拾义药厂共产党员们的工作态度”。一个女职工的母亲哭哭啼啼地去找党支部副书记李菊妹评理,说“我年老多病平时全靠女儿服侍,这次女儿要外迁,她一走我就死在你们面前”,她一面哭、一面讲,甚至坐到地上苦苦哀求,“放我们母女一马”,弄得一旁围观的女同志都跟着哭成了堆。李菊妹同志何尝不知各家的难处,但是如果同意她,就会有第二家、第三家……要求照顾,这样整个迁厂工作就会受到影响。她只好耐心地等着,直到她哭够讲够才耐心地劝她,鼓励她一起迁到桂林,这样不是可以互相照顾了吗?……最后这位老人还是与女儿一起来到了桂林。

现在的人也许觉得那得的人实在太傻,“不去不行吗?”常言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叫化去讨饭”。一“嫁”定终身,进厂到送终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种人事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种体现,何况这是党的决定。就是现在不也号召人们到艰苦的地方去吗?孔繁森两次进藏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因此在现在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的理。我的母亲正是厂里派人再动员才决定与父亲率全家(我和弟弟父母共五人)一起来桂林的。此后的生活果然艰苦、诸多不便。别的不说,我每天跛着脚走路去二中上学,一天四个来回,每次汗水都浸湿我的衣服,爬坡涉水(那时还没有路和桥),下雨天常常滚成一身泥,洪水季节还要绕道上学……当然这是后话。

但是当时确实也有一些热情得使人不可思议的特别。某张姓女工不仅动员了自己的爱人、子女、父母及自己的弟弟和妹妹,甚至连爱人的弟弟及弟弟的徒弟也一起来到了桂林,一人带了12人。加上原上海唐拾义药厂、爱华制药厂和国泰药厂本身就有许多同乡和亲戚,一时倒也热闹非凡,显然当时并没有把遇到的困难如实地告诉群众。经过再三的动员、教育和回忆对比活动,“忆解放前的苦难生活,比革命先烈的为国捐躯, 想今天的安定团结和党的光明前景”。全厂200多职工,除了三个有特别困难另行在沪安排工作,二人无故不来桂林作自动离职外,其余全部决定“五到”桂林。

一九六○年四月十五日,以周叔贤为首的迁厂工作组从上海出发来到了桂林,以便立即安装从上海拆来的机器设备。桂林市制药厂的职工热情欢迎来自大上海的“老大哥”,并成立了相应的接待小组和一切后勤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包括做新床铺、新板凳、新桌子、新竹杠,去火车站搬运设备和行李,以及保证副食品等等。与此同时,在上海迁厂的一切工作都在紧张进行。上海的同志人未到桂林,心却已向着桂林的药厂,他们尽可能要把设备拆了运来桂林,据说连运货的电梯也拆了,为此受到了区委的批评“你们不能把什么都运走,一心想往广西,不为原来的上海想一想,连电梯也迁走今后他们怎么生产”,此后还派员来监督现场。接着各家各户的家俱也都打好了包,运往车站。

一九六○年四月二十日第一批职工家属从上海出发。笔者于五月二日从上海随父母出发,据说这天是最多的一批。日前我向同学们依依惜别,班主任曾希望我考完中考后再决定去留,但我被一种无名的心情所驱动,终于踏上征途,躺在火车的卧铺上,我翻肠倒肚,那个遥远的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他们欢迎我们去吗?……

一九六○年五月四日大批上海职工到达桂林,受到桂林市制药厂职工和先期到达职工的欢迎。沿途映入眼前的是田园诗词般的景色,并无高楼林立及繁华喧闹,所能望及的高楼就是“望火楼”和桂林市制药厂的五栋大楼。我们被簇拥着步入大食堂,那里已为远涉者准备了点心,吃的是黄糖面疙瘩,也许是第一次吃这种黄糖,不免觉得有点苦楚。“那就等着晚上吃饭吧, 厂里今天加菜,特意为你们杀了猪、捕了鱼”(当时厂里有养猪场和鱼塘),晚上食堂热气腾腾,每人一瓦钵饭和一盘菜,有鱼有肉和杂烩,大家吃得很开心。晚上我躺在床上,夜是那样的静,听得见蟋蟀的叫声,我第一次睡得那样沉……。

一九六○年五月七日,上海厂的职工除极少数留守上海,已基本“五到”桂林,计随迁职工257人,连家属900多人。五月九日桂林市制药厂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中共桂林市委、市政府派人到会祝贺。会上中共桂林市委组织部正式宣布了中共桂林市委的决定:公私合营上海唐拾义制药厂与公私合营桂林市制药厂合并,合并后改为地方国营桂林制药厂。由陈正玉任厂党总支书记、纪少华任厂长、李菊妹任副厂长。与会职工“一致保证苦战一星期,完成全部机器设备的安装任务,在15日正式投入生产”,桂林制药厂至此正式建立。

会后上海来的职工投入了紧张的安装工程,据当时《桂林日报》的报道:“原上海唐拾义制药厂压片车间自迁厂来到桂林以后,仅经过一个星期的紧张突击安装,使机器全部安装完毕,全部投入生产。在安装过程中,从测量、打地基、接线路直到安装完毕,全部是他们自己动手搞的。……经过突击,自上海迁来的十几部压片机全部投入了生产,使这个厂的片剂生产每天增加了五百多万片。”

1960年5月12日,“桂林市委、市人委为了向上海迁来我市的上海唐拾义制药厂、东方锁厂、东风玩具厂和金星皮革厂表示热烈欢迎,在人民礼堂举行了大型联欢大会。副市长余履游、市委工交部副部长梁族分别代表市委、市人委在会上讲了话,勉励他们鼓起更大的干劲和全市职工一道,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更大的力量。由上海迁来的四个厂的职工代表在会上保证要用冲天的干劲,积极作好生产准备工作,争取20日以前全部正式投入生产。……上,上海迁来的四个厂的职工和本市工厂的职工代表进行联欢,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晚上,市委、市人委还招待他们看了一场中国评剧院一团演出的‘英雄列车’。”(摘自60513日《桂林日报》),此后,桂林制药厂还请上海来的职工和家属看了彩调《刘三姐》。

桂林制药厂终于诞生了。 迁厂合并后,桂林制药厂的职工发展到456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43人,生产品种增加到了十几个。当年最高月产值105万元,最高月利润30万元,创建厂最高水平,也是桂林当年产值和利润最高的厂家。而且在今后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桂林制药厂在桂林市和全区医药行业里始终是排名前列的,为桂林市和全区医药工业和发展作了巨大贡献。

 

                                   潘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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